国家历史与现代

         战争电影如何变得“好看”

                              文/郑褚

   战争也许是舞台艺术最难以表达的内容之一，事实上，战争也几乎是最后一个被搬上银幕的主题，甚至晚于科幻电影。早期的电影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门技术而不是艺术，它将舞台表演拍摄下来，总体上，它其实就是对一场演出的记录。

这样的电影，拍摄战争的方式可能只有一种，那就是现场模拟一场战争，然后用摄像机将其记录下来——早期战争电影被当作纪录片的原因也在于此。

战争电影的诞生

电影的第一次革命来自美国人大卫·格里菲斯，1915年他拍摄了电影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商业片《一个国家的诞生》，这也是一部战争片。在这部电影中，格里菲斯创造性地安排电影的摄影构图和镜头切换，大远景、中景、近景、特写、摇镜的交叉使用，使电影史上出现了令今人都叹为观止的第一个高峰。格里菲斯让电影开始用镜头讲故事而不是单单记录故事，这把电影从戏剧的奴仆地位中解脱出来。

《一个国家的诞生》背后诞生的是整个商业电影王国，从这部电影开始，惊险动作片成为可以辨认和定义的电影类型，这种类型可以涵盖战争、冒险、警匪等各种题材，这使得好莱坞成为可能。

1925年出现的另一部战争片对后世的影响同样深远，苏联导演爱森斯坦的《战舰波将金号》掀起了一场蒙太奇艺术风潮，《战舰波将金号》让电影脱离固定的、线性的叙事，开展了纯粹影像艺术的形式探索。蒙太奇(Montage)，字面解释为“剪接”之意，然而就本质而言，蒙太奇是指电影创作过程中处理时间和空间的手法。例如拍摄一个女人从高处摔落的镜头，就不再需要搭建一个高台，只需要拍摄女人摔落——旁观者抬头仰望——女人坠地三个镜头，就可以完成这一过程。而现代电影中快速的镜头切换更赋予动作场面强烈的节奏感和娱乐性。

在“敖德萨阶梯”一幕中，为了突出了沙皇军警屠杀包括老弱妇孺在内的和平居民的血腥暴行，爱森斯坦用了一百五十多个镜头拍摄这段阶梯，每个镜头平均不到三秒，反复在屠杀者与被屠杀者之间进行切换，在此过程中，爱森斯坦还画龙点睛设计了一个婴儿车沿阶梯缓缓滑落的场面，为观众平添了一种忧虑、紧张和恐惧，这一手法后来被无数导演模仿。

你可能会把《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当成纪录片，但几乎没有人会把《战舰波将金号》当成纪录片。几乎没有一部现代战争电影，不会同时运用这两件法宝：复杂的剪辑和复杂的场面调度。假如《战舰波将金号》在今天发行，毫无疑问会打上“PG—13”的标记，类型划分中贴上剧情，暴力，战争的标签。在今天的影评家看来，敖德萨阶梯的段落甚至有一种瓦格纳式的雄壮感，甚至可以归入广义上的“暴力美学”。

《战舰波将金号》继《一个国家的诞生》之后再一次让导演们找到了新的路径，探索怎样将战争片拍得精彩刺激，怎样让爆炸和流血震撼人心。与之相伴的新的电影理论开始萌生，摄像机应该摆放在哪里这一从卢米埃尔开始，后来被电影的舞台剧式拍摄抛弃掉的“古典”问题重新得到了高度的重视，电影与戏剧等传统的表演艺术完全分道扬镳，并且认为电影就是观众对连续性的画面产生的理解或幻觉，“表演”不再重要，重要的是真实，演员必须摒弃舞台剧外向、夸张，或者解释性的表演风格，他只进行真实的扮演。在市场化生存的好莱坞，这让很多嗓音深沉，举止低调的性格派影星活得很滋润，比如深沉内敛的约翰·韦恩，以“质朴”闻名的亨利·方达，以及叼着雪茄坏笑的克林特·伊斯特伍德。

如何让火药桶炸得更猛

整个三四十年代，欧洲电影人在琢磨艺术，拍的很多电影都让人打瞌睡，法国的先锋派最后干脆认为电影最好不讲故事算了，而莫斯科电影学院的毕业生们整出了一大堆好看的主旋律影片，也包括著名的《夏伯阳》，而好莱坞在大电影公司体制下，这一时期的主要艺术探索包括怎样让火药桶炸得更猛，怎样显得枪拔得更快——吴宇森的精神导师萨姆·派金帕对于这一时期的动作片是个总结性的人物，他发现枪拔得更快看起来很猛，但更慢看起来很酷。

这显然为60年代以后的战争片复苏做了某种准备，越战开始之后，两位西部片影星约翰·韦恩与雷·克洛格联合执导并主演的《绿色贝雷帽》（TheGreenBerets），被誉为最火爆的越战影片，当摄像机从知识分子的床头转移到乱石穿空的杀戮阵地，需要面对的是工程浩大的场面调度和与之配套的滤色镜头、高速摄影机和更庞大的升降架，由于西部动作片的传统滋养，从70年代开始，在战争场面的刻画以及视觉效果上，已经没有谁再可以和好莱坞一争短长了。

人们往往动容于《野战排》对战争的深刻反思，却不太留意它怎样呈现了这一切：当飞机连续地向地面投掷炸弹，大地一片火海，许多人在挣扎、流血，而音乐却用了美国作曲家巴伯的一首为弦乐队而写的“柔板”，速度缓慢，长线条的旋律节奏宽广，观影者在眼前一片灾难的时候，不仅仅是被血肉横飞的场面震惊，更让思绪随着音乐起伏，从人类历史的角度进行思索，由此产生对战争的痛恨，对生命的珍惜。

让我们来看看谁拍过真正好看的战争片，这一榜单包括斯皮尔伯格，奥利弗·斯通，詹姆斯·卡梅隆，《太极旗飘扬》的导演姜帝圭……也包括注定不会被影评家喜欢的拉塞尔·马尔卡希，以及迈克尔·贝。后两位都是MTV导演出身，马尔卡希被认为率先发明了一种非常清楚的视觉风格，利用许多部可以移动的摄像机和升降架以及非常多的快速剪辑制造视觉奇观。和马尔卡希一样，迈克尔·贝对那些很酷的事物非常有感觉，他知道怎样把直升机拍得更酷，为了达到更好的视觉效果，应该让战斗机从大桥上面还是下面飞过去，利用电影特技，在《石破天惊》中他让抛下炸弹的战斗机对着镜头盘旋升空，在《珍珠港》里又对一颗炮弹从出镗到命中进行“跟踪拍摄”，迈克尔贝的电影成就只适合用画面来呈现。放在50年前，后两者的成功是不可想象的，他们让人们走出电影院就开始批评电影主题的庸俗，但几分钟以前，人们在放映厅里满头冷汗。

         从《官司》 到《集结号》

                           文/何书彬

在杨金远的小说中，战争只是全文的铺垫，如果不是“一根筋”的老谷，这次战争不过是再增加一个纪念碑式的无名烈士故事。

军号，老兵

现在看起来，《集结号》的诞生似乎是件很偶然的事。

2000年的一天，福建省莆田市作家杨金远正在家里看电视，这时屏幕上出现了一个老兵的故事：这位老兵住在军营附近，特别爱听战士吹军号，天天都来听。

军号，老兵。虽然电视上的故事只有两分钟时间，但这两个意象顿时就引起了杨金远的兴趣。“我当时就想，可以就此写一篇小说，就写战争和承诺、信用。

接下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杨金远很快就把小说《官司》写出来了。再后来，《官司》被改编成电影《集结号》。

《官司》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为掩护大部队转移，连长老谷奉命打一场阻击战，并和团长约好，以午夜时分的集结号作为撤退的号令，但是，老谷和全连兄弟杀到午夜，又杀到天亮，在生命的厮杀中苦苦等待，直到全连只剩下老谷一人幸存，也没听见集结号吹起。到底是团长忘了吹号还是把全连丢下不管了？这个疑问一直困扰着老谷。与所属部队失散之后，老谷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来寻找团长，要“讨个说法”。

张国立看到了《官司》，非常欣赏，就把这个故事讲给冯小刚听，但是张国立记错了小说名字，他告诉冯小刚，这个小说的题目是《报告团长》。冯小刚辗转找到这篇小说，当时就认为“这能够拍一部非常好的电影”，又把小说原稿交给投资人王中军，王中军的感受也是“这绝对是部好电影”。

电影还没上映，媒体就说，冯小刚这是拍了“中国新战争大片”。传统的中国战争片讲的都是英雄的豪迈，但是《集结号》讲的却是“英雄受委屈”的故事。

《集结号》的宣传海报颇有《兄弟连》的味道。硝烟弥漫的战场，差点成为“战后失踪者”的战士——与画面形成对比的是一行大字：“每一个牺牲都是永垂不朽的”。

电影的前后两部分截然不同。前半部分是战争，后半部分是寻找。这条脉络在小说《官司》中也很清晰，战争只是全文的铺垫，老谷穷尽余生固执地“讨说法”才是小说的重点——如果不是“一根筋”的老谷，这次战争不过是再增加一个纪念碑式的无名烈士故事，鲜活的人物形象也不会来到读者面前。

杨金远谈起老谷，就跟这个人物是真的一样，“你看，他就是这么较真，非要刨根问底：‘团长你不是说了要吹号吗？怎么没有吹呢？吹没吹号关系着一整连战士的生命呢！”

这时候的老谷就像人们身边的一个普通人，不同的是，老谷生活在战争中，是名连长。如果是在和平年代，他可能是个小老板，也可能是个民工。

老兵写老兵

杨金远本人就是一名老兵。

“我从小就爱写作，上学时作文就常常被老师当范文读给全班同学。”后来杨金远开始写小说，并屡获好评，这更让他相信“讲故事是与生俱来的天赋”。

杨金远说，他的小说往往来自于一小段故事、甚至一句话。“我的鼻子有这方面的灵敏”，经历同样的事情，听同样的话，他能抓住最核心的东西，然后逻辑成一篇小说。

写战争题材是杨金远的爱好。他本人就是一名老兵，曾在海军服役。

杨金远讲了他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情。看起来，这件事情和小说《官司》的开头很有几分相像。

1974年，杨金远高中毕业，参军做了一名水兵，随舰艇驻扎在上海。部队里的日常生活每天没有多大不同，但是1977年的一天“不一般”。这一天的开头就和往日的生活大不一样。

当时杨金远和战友们都正在舰艇上，忽然一个命令传来：全体官兵一律不准上岸，不能寄信，不能打电话。

舰艇静静地停在距离岸边约200米的黄浦江江面上。船上的补给品不够，就有小舢板一次次地划过来，运来粮食、蔬菜……

舰艇上的气氛是不安静的。“人人心里都不安得很，非常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要去哪里？要干什么？但是号令里只有‘离开’和‘不准’”，杨金远说，“我们只知道这是个不简单的任务，就紧张地出发了。大家都是新兵，我那时才21岁！大家的心都一直悬着——这次是不是要把命交了？”

杨金远说，舰艇开到台湾海峡，遇上美国第七舰队拦截，过不去，舰艇也就没再继续南下。“这时才知道原本我们要干什么去，是开赴南海准备和越南开战。”

军队就是军队，杨金远说，军队是国家机器，是个特殊的地方，和老百姓常见的事情不一样。在军队里，很多时候简单到只是一个命令，不需要解释得很清楚，下级的任务就是无条件地执行，不能感情用事，更不能去问是对是错。

      “（在写小说时）我就想在这方面表现一下”，杨金远说，战争是残酷的，可是参加战争的一个个人物都是鲜活的，命运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切。

在《官司》里，杨金远安排团长在朝鲜战场上牺牲了，老谷最终也没能“讨到说法”，但是，站在团长的墓前时，老谷原谅了团长。面对生命的消逝，老谷“是个软心肠的人”；老谷最终想通了，在战争中，“（没吹集结号）也很难说到底谁对谁错，也无所谓谁对谁错。”

老兵世家

杨金远的家庭更是一个“老兵世家”。

“我的奶奶、父亲、母亲都是解放前的地下交通员，你们在电影里常见的那些地下交通战、联络战，都是他们当年常常经历的；我的姑姑、姑父是地下党员，他们都在前线参加闽中红军游击队的战斗”，杨金远说。

从小杨金远就常常听到家里人给他讲的“革命片段”。“经过一个地方，父母就会告诉我，几十年前他们就是在这里冒险穿过封锁。”

或大或小的危险时常会到来。在敌我之间的明枪暗战中，生死有时就在一刹那。杨金远的姑妈失去了丈夫，当时他是中共莆田县委书记，但不幸被国民党军逮捕，被杀害在海边。

失去亲人的痛苦是旁人所不能体会的。杨金远的姑妈后来改嫁。杨金远的这个姑父也是一名地下党员。

今天人们在小说和荧幕上看到的英雄故事对于杨家来说是司空见惯的，就是生活的一部分。这让杨金远谈起这些没有距离感。“年轻时我都很少向父母他们仔细问过这些事情，他们也很少主动说起，往往是因为触景生情，才零碎地说起一些往事。”

1991年的一些事，让杨金远产生了强烈的写作愿望。那时他已经从部队回到莆田工作，并接手一项拍摄革命题材专题片的任务。那段时间，杨金远走遍了莆田的革命老区，天天身处过往细节的包围之中。

“人们很难完整地回忆一些事情，他并不知道什么才是专题片想要的东西，过去的历史虽然宏大，但是当局之人体会到的都是一些细节，他告诉你的，都是一些个人的感受”，杨金远说，他决定书写这段历史，用小说的形式。

并且，在杨金远看来，历史与小说之间在很多时候并无一道泾渭分明的界限，一些东西用小说来表现反而更合适。

杨金远习惯把小说的主题叫做“中心思想”。在杨金远的战争小说中，对个体命运的关注是小说的“中心思想”，战争反而变得模糊起来，成为人物命运的背景。“小说关注的是人和人的思想灵魂”，杨金远说。

小说是“杂取种种，合成一个”，杨金远说，很难说他的小说中的“原型”具体是谁，一个“原型”往往是整合了他了解的好几件人和事。

《集结号》已经生成，杨金远的另外一部军事题材小说《突围》也已改编成30集同名电视剧，不久将登上荧屏。杨金远说，《突围》作为长篇小说，就整合了他的父辈在革命时期的许多人和事。

“老谷”是个福建人

在《官司》里，主人公老谷是名福建老兵。“1938年，老谷随闽中游击队一起赴鲁南战场抗战。”后来，老谷又被编入山东野战军，参加了解放战争。

为什么这样写？杨金远说，因为他对福建老兵的历史很了解，在他的小说中，人物的行动轨迹往往和真实的历史记载相重合。

闽中红军游击队，这个杨家人参加过的游击队在1938年春天有160多人从福州洪山桥出发，并于当年5月到达皖南歙县岩寺，编为新四军特务营第2连。一起被改编的兵力还包括闽西、闽南、闽赣边、闽北、闽东游击队以及回国的华侨青年。福建子弟兵占了当时在皖南岩寺整编部队兵力的半数以上。日本投降后，新四军部分主力和山东的八路军改编为山东野战军。一大批福建老兵就此在山东参加了解放战争。

在电影《集结号》里，老谷连里战死的47个弟兄在战后都被视为“失踪者”，老谷一心要为战友们找回应有的荣誉……

福建是革命老区。杨金远说，在战争年代，“失踪”的士兵并不鲜见。兵荒马乱之中，那时的部队不像现在的部队这样组织严明，一支部队常常会减员，也常常会临时增员，带领部队者往往也不能确切地知道昨天部队里有多少人，今天又是多少人，这样士兵就比较容易“失踪”——部队里具体少了多少人在当时就不知道，事后更难弄清楚这些人是怎么少了的。

在战后统计里，“无名烈士”的数量也远远超过有名有姓的烈士。据解放之初民政部的抚恤统计，革命战争中有名可考的烈士超过100万人，而无名烈士至少是这个数字的数倍。

弥漫的硝烟散去之后，一些事情会被忽略甚至忘却。福建宁化是长征的四个出发地之一。崔永元组织“我的长征”时，宁化人就问其中一个队员，你知不知道过去的长征从宁化走？这个队员说不知道，崔永元也说不知道。当地人说你们为什么不知道，就是因为从我们这儿出去的红军几乎全部牺牲了。宁化当年全县人口才13万，参加红军的就有13700人。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宁化籍战士只剩下58名；到新中国成立时，只有28名还活着。

从个人命运的角度来回读就让人看到了“不一样的战争”。一名红军后代无意间发现了其父的往事：1934年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留守的他和新婚妻子在枪战中都被打伤，从此分离。他逃亡一年多后回到部队。20多年后，他在北京有了新的家庭，此时得知老战友在福建深山里发现了他的前妻，她在战斗中受伤被俘后被人贩子卖给广东一个山地农民，并生了一个儿子。农民得病早死后，她一个寡妇带着儿子耕种薄田为生，直到解放后才回到福建老家。当两人再次相见时，他只见一名容颜苍老的农村妇女一瘸一拐地蹒跚着走来，此时的他们，一个是高级干部，一个是带着战伤流落深山的农妇。命运如此不公，但“没有道理可讲”。

写下这个故事，这位红军后代说：“当年的我崇拜英雄，曾经狂热过，但是当我越来越多地了解到成千上万的那些被人遗忘了的，说不上可歌但是可泣的人的真实经历，我的心被震撼了，越发感到了自己的浅薄。”

            《牺牲》背后的牺牲

                              文/王刚

（《先锋国家历史》12月下半月刊）

老谷一辈子就知道那场战役中他失去了47个兄弟，但他不知道的是那场战役解放军战士总共伤亡了13万人，国民党方面更多。而他们中的多数人，甚至没有被记录下名字。于是，祁少华觉得这部名叫《牺牲》的纪录片该表达的是什么了。

追寻《集结号》的历史背景

事情一认真起来，就会生出诸多烦恼。这是导演祁少华后来总结出来的，如果不是当初华谊兄弟的人找到他，让他拍一部纪录片，他也不会去淮海战役纪念馆翻历史档案。这一翻可好，查到的历史真相让他彻底犯难了。影片中老谷他们连里死了46个兄弟，而他身处的那场战役，根据历史档案记载，详细可靠的伤亡数字是13万多人。但导演祁少华在淮海战役纪念馆查到有名有姓的烈士却只有3万多。

这其中10万多人去了哪里？

而引起导演注意的是，在很多场合，人们提起那段往事，都是这么说的，淮海战役中牺牲的总人数为31006名，是3年解放战争中牺牲人数的1/10，超过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牺牲人数的总和。

为此，他带着摄制组专门跑了趟徐州淮海战役纪念馆，找到了研究军史的专家，得到的确切答案是，伤亡的数字是13.3万人。而且后者还补充说，实际数字肯定只多不少。

支持专家观点的是实际的情况，祁少华和他的摄制组来到故地，去了正规的陵园，很多成片的墓碑主人没有名字。有名字的也都是这么写的：某某等500名烈士。很多荒冢散落在野外，一望无际，远看是撂荒地，走进去才知道是一个个小坟茔。很多外人不知道，只有当地的一些老人才知道这里当初埋葬的是些什么人。但谁谁谁没人说得清楚。

从那一刻起，祁少华觉得这部名叫《牺牲》的纪录片该表达的是什么了。说得好听些，每个牺牲都是永垂不朽的，说的直接点，就是牺牲背后的牺牲。

祁少华说，《集结号》里冯小刚把现代人的爱和恨投射到了60年前那场战争中，有点煽情。但当他自己用纪录片的镜头走进里面的时候，除了沉重别无感受。反正就是那个数字，摆在任何人跟前都足够深思。战争胜利了，谁胜利了我们不去问他，但是其中这几万人他们付出了生命，但是他们却被遗忘，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起初，华谊兄弟找到祁少华，是2007年的6月份。当时，《集结号》前期的拍摄已经结束。主创人员想到配合电影拍部纪录片，一切灵感来自于斯皮尔伯格的《拯救大兵瑞恩》。这部战争片发行DVD光碟的时候，配了两部纪录片。都是斯氏监制的，一部叫《和平的代价》，另一部叫《直击战争》。前者讲述二战背景和老兵回忆。后者通过一个战地摄影师，从第三者的视角走进战场。

华谊兄弟的人拿着这两部纪录片来找祁少华。当时初步的想法，就是照这么来，但具体拍成什么样，他们也不知道。

祁少华之前拍摄过很多战争题材的纪录片，以为《集结号》有这么个故事，现实中也真有老谷这么认真的一个人。但一接触才知道，《集结号》的故事完全来自于艺术家的想像，原著小说《官司》也没这么个原型。

纪录片所要做的，就是要把影片中的虚构故事一点点地去找到现实的参照。这让祁少华感觉很为难，时间很紧，4个月后就要交工。

祁少华又问，影片的历史顾问是哪个？对方答，没有历史顾问，如果说懂点战争的，主创里有一批韩国来的战争特效专家。

而影片里唯一交代的历史背景就只有一行小字，“1948年冬，华东腹地。”

1948年冬天的华东腹地，按照历史教科书上说，无疑是淮海战役，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地区，与国民党军队进行的一次战略性决战，是解放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之一。国民党方面称之为徐蚌会战。

60年后，祁少华带着摄制组走进了那段历史，可是他却没有发现有老谷那样不合时宜的老兵。

60年前的华东腹地

“我看过很多的西方战争纪录片，我也想跟着学，去表现战争中的人性，但是当我一接触现实后，我发觉这都是两码事，根本不搭界。”祁少华说，当他走近那些淮海战役的老兵，按现代人的思维来讲，的确让他有些失望。那些老兵们本来就是那样，还真的就是人格高、大、全，不是被人们简单树起来做典型的。

所以，当祁少华带着《集结号》式的西方视角和现代眼光，去寻找现实中的老谷时，起初遭遇失望。

他采访了一个淮海战役中的老兵，这个人当时相当有名，就是活捉国民党将领黄维的战斗英雄。黄维是什么人，黄埔一期的学员，蒋介石的高足，淮海战役时国军十二兵团的司令。老兵名叫薛振英，当时是个排长。

老兵给祁少华回忆，那才是1948年的冬天发生在华东腹地的真事，确切时间是12月15日。被包围的不是老谷们的解放军，而是国民党军的第十二兵团，包围了有半个月，后者已经溃不成军。

15日，黄维下达了突围命令后，十二兵团乱作一团，四散突围。到了当天夜里，黄维的十二兵团已经被消耗得差不多了。薛振英他们部队奉命驻扎在一个刚刚被占领的村庄里，任务就是阻击和收容国军的小股部队和散兵。

晚上12点左右，他和教导员在村口巡视，听见远处有嘈杂，他就带了两个人摸上去了。快走到跟前了，那些人发觉了，他大声喊着问口令。他记得那天晚上解放军的口令是“李楼”，对方却答的是“自己人”，于是就被抓了。

到了第三天，小排长才知道自己抓的是个宝贝，鼎鼎大名的十二兵团中将司令黄维。小排长后来说，后悔当时因为天黑，没仔细瞅瞅他的模样，要是知道他是黄维，当时非教训几句不可，那淮海战役打得多残酷啊，敌我双方死的人海了，尤其是敌人更惨。

祁少华想知道当时到底有多惨，薛振英回忆，在他们阵地对面，国军用苫布盖着一个土堆，大家都以为是国军遗弃的粮食、军火，跑过去一看，吓得半死，都是国军士兵，起码有上千人，冻得硬梆梆的尸体被码得整整齐齐，就那么跺了一人多高。

祁少华问，现在想起来都啥感觉，老汉说，死的人是多，但自己打的是一场正义的战争，他们当时是站在解放全人类的立场去做的。

祁少华不断追问了半天，直至最后真的明白老汉就是个单纯到极点的人，如果用现代人的眼光去苛责，倒有些不负责任。

后来，解放了，因为这个小排长立有战功，组织上安排他到北京去工作，在中国社科院任职，没想到小排长却拒绝了，说自己大字不识，去那里干嘛，索性回家务农了。

老汉给导演说，再来那么一场战争他还是同样会上战场，当然最好不要再有战争。

祁少华采访完这个老汉，感觉落差挺大，现代人对于那些老兵的状态还是出于想象的多。《集结号》是，他们这些带着摄影走入历史的年轻人同样也是。如果这个老兵真的像老谷那样认真，该多好，去追问一下那些国民党军士兵的身世该多好。

但纪录片要的是真实，而不是想象，他总不能逼着把老汉推入人性矛盾的深渊。他最后还是把这个老汉放入了纪录片里，虽然没有想象中的煽情，但却有另一种沉重。

后来他又找到一个老兵，他又以为这个老兵是他要找的现实中老谷。但最终还是有落差。

这个老兵是个营教导员，当时他们营有500多号人，淮海战役的时候他趴在战壕里，一排炮弹落下来，再站起来的就只剩几个人了。

祁少华在采访的时候问老汉，你的那些弟兄呢？老汉说，都死了。为什么都死了？因为我命大。为什么牺牲？因为是军人。

……

再追问下去，祁少华甚至觉得自己有些动机不纯，有意把现代人的观念强加给这些过去的人。

于是，直到最后，在淮海战役的老兵里，导演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像老谷一样认真的人，或许那个人本来就只存在于艺术家的想象中。那些人倒是为导演还原了1948年那个冬天的现实，就是解放军伤亡了13万人，国民党军甚至更多。

寻找现实中的老谷

祁少华最终还是在60年后的今天，找到了老谷那样认真的人。

这让他有时候真觉得那个年代的人就是和现在不一样，是特殊材料做成的。

导演先是找到了一个东北的乡村教师。这个人叫席彦凌，辽宁朝阳人，没参加过淮海战役，甚至连解放东北的战役也没参加过，因为当时他才2岁。

席彦凌现在也成了老汉，两岁的时候，解放朝阳，他们村牺牲了七个解放军。这七个士兵的墓就在他们村口，什么标记都没有，他也不知道这些人叫什么。他只知道小时候他妈给他说，当时这七个士兵就住在他们家里，第二天解放朝阳就死了。

母亲临去世的时候嘱咐他，一定要找到这些士兵的家人。之后，这个老汉就带这个嘱咐寻找了20多年。20多年来，他总算找到了一个人，把这个人的名字刻在了墓碑上，他毕生的愿望就是让这七座荒冢，刻上主人真实的名字。

这是老汉一辈子认真的一件事，和老谷的执着倒有些不谋而合。

祁少华把摄影机对准这个老汉，问了半天，结果依旧离他想象的比较远。乡村教师的话不多，他就是想完成他妈的嘱咐，至于战争的背景，和战争背后的人性，老汉考虑得不多。他觉得这七个士兵，跟他的亲人一样，至少自己不能遗忘他们。要说故事吧，老汉只记得20年来为寻找，自行车骑烂了好几辆。

后来祁少华在江苏又找到这么个人。老汉叫杨金台，江苏响水人，是个复员军人，当年参加过抗日游击队。复员后回到村里，没事干去翻相关资料里的烈士名录，发觉不对劲，自己村里的烈士一年一年正在逐年减少。1995年的时候还有59个，第二年就剩40多个了。老汉觉得这么下去，烈士逐年消逝，迟早有一天，他们村将变成一个没有荣誉的村。

老汉之后就干了一件为烈士树碑立传的事，经他一认真调查，他们村的烈士不止那么少，10年来，最终被他确认了83名，比原来县志记载还多了24名。老汉都是自己出的钱，每发现一名烈士就在村口立块碑，每年清明吹吹打打一番。

导演祁少华发现全国这样的人还不少，比如山西的王艾甫，比如湖北的一个警官，虽然他们都没有参加过淮海战役，没有老谷那样失去弟兄的切身感受。

最终这部名叫《牺牲》的纪录片就拍出了两种语境，一面是老兵的那份单纯的高大全，另一面是现代语境下的人性追索。

这种矛盾他最终都摆在了纪录片里，放不下的他都搁在了心里。

                     集结号为谁而鸣

《先锋国家历史》12月下半月刊

中国从来不乏讲述战争的电影，但如何讲述战争，却是一个问题。

因此，《集结号》一旦改变了讲述的方式，就吸引了眼球。

这部电影，在冯小刚看来，是一次“更大的浪漫情怀释放”。而在现实中却严肃得多，从《官司》到《集结号》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华谊兄弟总裁王中军曾说，由于《集结号》属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所以整个剧本整整筹备了两年，经过多次修改，才通过电影局严格的全剧本审查，最终成功立项。

这种严肃性，来自于电影的主题是战争，而战争的背景是历史。即使冯小刚仅以“1948年冬，华东腹地”来模糊了确切的时间场景，但是，电影仍然是在讲述历史，它仍然被归纳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

冯小刚模糊时间场景的另一个理由是，他想讲述的不仅是战争，而是人。或者说，他想推动中国战争电影的一次突破。那些曾经的战争电影，展示过胜利者的荣耀和失败者的凄惶，张扬过英雄的神武和群众的景从，当然也曾尝试给胜利一些曲折，给英雄一些色彩，给群众一些插曲。但确切地说，在多数电影中，个人通常被称为“战士甲”或“匪兵乙”，摄影机很少从那些宏大的场面中给那些厮杀、奔跑、躲闪、仆到的士兵们几个真正的特写，也不易让观众感觉到，战场上那些多如蝼蚁的战士，其实是一个个的人。

毛奇将军说，“人类所有最光辉的品质都是在战争中表现出来的，人性最闪光的东西也是靠战争来发现的。”   

这位一战时的德军参谋总长说这话的时候有些傲慢，在他的观念中，生命的价值必须在严酷的环境中才能得到升华，而这个环境就是战争。他并不曾想，用战争来检验人性是一件残酷的事情。

在战争上，每一个生命或许是平等的，但在硝烟散处，英雄和凡人却并不一样。

英雄，在战火中得到成长，他们掌控战争，永远属于胜利。凡人，在战火中挣扎，他们卷入战争，直到战争结束，许多人也难以了解此中的意义。

无人能够说清楚，在这个光电世界的每一个镜头之外，有多少真实的历史，在为之默默无闻地做着注解；每一个在荧幕上倒下的身影，在现实中，有多少个士兵的鲜血和多少个家庭的眼泪。

光与电虚构的只是故事，但故事的背后却是历史。镜头视角的转变，也是历史讲述方式的变迁。

                《先锋国家历史》第七期

封面：

集结号为谁而鸣

冯小刚：每一个牺牲都值得尊重

原著者杨金远：从《官司》到《集结号》

《牺牲》背后的牺牲：寻找《集结号》原型

一个老汉与他的八百兄弟——与《集结号》相似的故事

一个家族经历的解放战争

从《地道战》到《集结号》——中国战争电影五十年

战争电影百年演变

温故

洪湖有个李金玉

在三年困难时期，湖北洪湖的人口增长率反而出现高增长。民间传说，这里没有饿死一个人。“洪湖百姓认为这个答案很简单，因为洪湖有个李金玉。”

世界

“十万个贞德”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成千上万的士兵埋尸疆场，也使得整整一代年轻女性失去了通常结婚和作母亲的机会。1921年的人口调查显示，英国女性比男性多出了近200万。这一个庞大的人群被迫走向社会，工作以养家糊口。然而，迎接她们的，不是肯定她们的勇气和能力的鲜花掌声，而是对她们的恶毒谩骂和嘲讽。

专题

新一军，魂兮归来

1947年9月8日，在新一军印缅阵亡将士公墓落成祭礼上，孙立人站在纪念塔下，平静而缓慢的说：我站在墓前，遥望西南，十分怀念那些印缅阵亡的袍泽。他们英容雄姿，仿佛就在我的面前。我时时在怀念他们，我永远在哀悼他们。

60年后，那些亡魂的袍泽们说：“不为他们修公墓，我们于心不忍。”

传统

汤池：找回“丢失的密码”

在安徽省庐江县汤池镇，有一群人在仿效古之先贤，他们以“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修身为本，教学为先”为训，推广传统伦理道德教育。他们相信：“人是可以教得好的”；他们告诉一位又一位的造访者：“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